文革非自文革始，文革又非文革終——胡杰新片《我雖死去》
臺州大眾影視有限公司 發表時間：2008/6/7 16:11:43
二ＯＯ六年十月十五日下午兩點，去胡杰那里看他今年拍的新片《我雖死去》。這部片子屬于口述影像紀錄，悲劇的主角是北京文革時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女校長卞仲耘，主述者則是死者的丈夫、時年八十五歲的王晶堯老先生。
卞仲耘生前是北京師范大學女子附中的黨總支書記、副校長。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，被本校紅衛兵在批斗會上毆打致死。用帶釘子的木棍活活打死一個人，而且是她們的校長；致死者居然是學生，而且是清一色的女生。放在哪里，這都是一個詭異的事實！對此，也是這個學校的學生、當時也在現場的王友琴女士有過一篇文章，題目就是“女性的野蠻”。
“野蠻”似乎更多和男性有關，女性又何以野蠻？王友琴女士的解釋是：“這類行為所隱含的思想方式，只能屬于所謂“‘原始思維’”。又及：“女性是溫柔的。然而，這溫柔主要是在某種文化環境中熏陶培育出來的。在一種特別的情況下，原始的野蠻壓過了女性的溫柔。”
也許我的看法不同。女性的溫柔并不需要某種文化的熏陶，她們天性如此。倒是某種文化的熏陶，才使她們不但違逆原始天性，而且跌破普通人性的底線，做出類似法西斯的行為。
那么，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文化熏陶呢？“目的論”文化。
看片時，我很注意片中她們的表情，那些女紅衛兵的臉上充滿了正義感，就是在打人時，她們的表情也是那么單純、激昂、亢奮，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是犯罪。甚至，她們的眼睛告訴我，她們正在行使正義。
自己的目的是對的，動機是崇高的，意圖是正義的，就可以不惜手段，包括致人于死。這就是“目的論”文化。“目的論”又稱“目的倫理”或“意圖倫理”，它的邏輯是：為了正義實現，哪怕血流成河。而“目的倫理”對正義的衡量，又僅僅在于目的。如果手段不正義而目的正義，目的就可以為手段“漂白”。此即西諺中“The Ends justify Means”（目的證明手段正當）。
在我看來，打死卞仲耘，這正是女學生行兇時非但不自覺、反而以為自己正當的潛在緣由。否則，沒有一個自以為崇高的目的，把人活活打死，常情下，女孩子下不了這個手。
這是一個紅衛兵為自己當年行為的辯解，它活生生地顯示了，在“目的論”的邏輯中，罪惡如何轉化為正義：
“我要說，在紅衛兵一代人身上發生的很多事情，其動機其潛力其源泉完全是正常的乃至是美好崇高的。……使我們追隨毛澤東的最根本的原因畢竟不是丑陋、不是私利、更不是恐怖。一個紅衛兵的忠誠和英雄的靈魂，其外在表現是愚昧、盲從、打架、兇暴，可是在他的內心中是正義的烈火、友誼的信念、斯巴達克思的幽靈，是壯美的精神境界和不屈不撓的追求。”
如果說，文革的罪惡是這樣煉成的（當然還有其他原因），那么，富有歷史意味的是，文革非自文革始。胡杰片子中有一位重要的口述者（作家林莽），他目睹了卞仲耘被批斗及死亡的全過程。這位歷史在場者有一句話使片子產生了歷史的縱深，他說：“這師大女附中的前身是女子師范大學”。
是的，就是這所女子師范大學，早在一九二五年，就上演過學生沖擊校長的一幕，那就是當時震驚北京教育界的“女師大風潮”。一邊是以許廣平為代表的女學生，一邊是女校長楊蔭榆。雙方互相激化矛盾，以至不可收拾（保守的楊當負更多的責任）。在“驅楊”運動中，學生多有過激舉動。長期以來，我們總是一面倒地指責楊蔭榆，卻從未對學生采用的手段做過哪怕是稍微的反思。過程不必描述，我們只消看許廣平給魯迅的信，看她是如何向支持自己的老師匯報的：
所可稍快心意的，是走至有一條大街，迎面看見楊婆子笑瞇瞇的瞅著我們大隊時，我登即無名火起，改口高呼打倒楊蔭榆，打倒楊蔭榆，驅逐楊蔭榆！同儕聞聲響應，直喊至楊車離開了我們。這雖則似乎因公濟私，公私混淆，而當時迎頭一擊的痛快，實在比游過午門的高興，快活，可算是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先生，您看這匹“害群之馬”簡直不羈到不可收拾了。這可怎么辦？
聲口如見其人。然而，這只是一斑。至于她們把校長轟下臺來、趕出會場，繼而給校長室貼上封條，把東西扔出來，又在校門口貼大字報，警告校長不準進學校大門，且專門派人看守等，總之，如果讀過一通“女師大風潮”，那么，即使在同情她們、并認可其一定正義性的同時，我也不得不指出其變態所在。就她們的語言和行為方式來說，它已然是文革的原型，而文革初期的紅衛兵，在某種意義上，未必不是當年“許廣平們”的變本加厲。
古人云“夫風生于地，起于青蘋之末，侵淫溪谷，盛怒于土囊之口。”任何事都有一個過程，楊蔭榆和卞仲耘雖然命運不同，又分屬不同時代；但，在她們倆人相隔的這幾十年間，并不難尋繹其中歷史發變的“草蛇灰線”。
年輕的許廣平無疑認為自己所作的一切都沒有問題，因為她的老師就是這樣教導她的。
魯迅給許廣平的信很直接：
“我以為只要目的是正的——這所謂正不正，又只專憑自己判斷——即可用無論什么手段。”
這是“The Ends justify Means”的中國版。不僅如此，魯迅對年輕人多次表述過同樣的意思：“只要能達目的，無論什么手段都敢用……。革命者為達目的，可用任何手段的話，我是以為不錯的。 謀生之道，則不擇手段。……以為‘問目的不問手段’是**的口訣，這是大錯的。人們這樣的很多，不過他們不肯說出口”
有什么樣的老師，就有什么樣的學生；有什么樣的教育，就有什么樣的收獲。女師大附中的女生們為了革命，為什么不可以打死反革命的校長？
“目的論”文化是二十世紀左翼激進主義文化的一部分。就這個世紀而言，它源遠流長，并形成一種持續的精神遺傳。文革有“目的論”的荼毒，而它的毒性至今仍在散發。所謂文革非自文革始，文革又非文革終。上述那個紅衛兵為自己的辯白，是在文革三十年后的九十年代。有這樣的人，有這樣的文化，有這樣的價值支撐，便從體制和民間兩方面潛伏了文革或類似文革的可能。
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，但歷史卻有驚人的相似之處。觀胡杰新片，我的讀感是，從“目的論”到“法西斯”，有時只有一步之遙。這是胡杰片中的一個定格：紅色恐怖萬歲！它坐實了“目的論”的邏輯：為了正義實現哪怕血流成河；因為它恰是用人血寫就。
----作者：邵建
摘自《華夏文摘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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